说事儿 (43) || 我一辈子的师傅

（题图来自网络）

师傅很少问及有关我“组织”内的事，她也刻意不提她“组织”的事。

我一辈子的师傅

我住长江头| 文

我是在文革开始的那年参加工作的。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招工。

那时，我不满十八岁，是三兄妹中唯一的女孩，父亲有点偏爱。稀里糊涂地离开父母，离开我熟悉的小县城来到人地生疏的大都市重庆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为不能读书而伤心，之前从没想过参加工作，更没有想过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既然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，在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的年代，当一名神圣的工人也不错。于是我就写信给人事科科长，表示一定要当工人的决心，而且是机械工人。

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了金工车间，当了一名车工。

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船舶修理所，车工班共十二人，一半是女性，师傅是六个女人中年纪最大的。她原本是一兵工厂的车工，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“清洗”到她爱人的单位。当时并不清楚她的年龄，感觉跟我母亲不相上下。

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“革命”的风暴已席卷到每一个角落，一百来人的所里住进了闹革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近十人。在他们的亲自组织下，造反派组织诞生，不久，与之对立的另一派组织也揭竿而起。

单纯、懵懂、血气方刚原本也应是学生的我，面对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立即作出了“革命”反应，参加了自认为是最革命的组织。

在那个年代，似乎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观点作出选择，师傅加入了和我对立但相对保险的另一派。当时，派别残酷地影响着各种关系的存续或分裂。

在车间里，师徒一般都是同一观点，站在同一条线上，而我，却成了另类。

“两个整日并肩而立在车床旁的师徒俩，成了对立派，怎样面对日复一日的工作、生活？这徒弟也不太懂事了……”人们议论着我。

因为年轻，更因为性格，我认为观点纯属个人主观意愿，与旁人无关，更不会去征求谁的意见。

观点的不同会带来什么后果，的确我也没有认真想过。但我和师傅之间，并没有发生别人担忧的情况。

师傅照样是每天走在我的前面，一如既往给车床加好机油，把当天用的车刀磨好、架好；把图纸夹在支架上；待我赶到时，她把准备好的干净洁白的棉纱团递给我，然后再将一天的工作一一向我交待。

在师傅每天的言传身教、答疑解惑和手把手的技术传授下，我开始入门了。

那时，我是所里的义务广播员，每天中午十二点需要离开车间去读报，以及临时播送所里相关通知。我离开车间去广播时，师傅就没有了助手。天天如此，师傅不但从没有半个不字，而且总是在十一点钟时提醒我到食堂吃饭，提前做好广播的准备工作。

当时，两派水火不容，经常干仗。师傅很少问及有关我“组织”内的事，她也刻意不提她“组织”的事，从没让我感到观点的不同有什么尴尬，甚至对立。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，极为少见。师傅的大度和包容，给刚迈进社会的我，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

师傅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，最大的孩子不到十岁，家就住在离所里几百米远的家属宿舍。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。每个家庭平时省吃少吃，就等星期天一家大小打打牙祭。

每到周日休息日的时候，我时常感到孤独寂寞，便格外感激师傅每个休息日前一天对我的叮嘱：“小殷，明天中午到家里吃饭，早点哟！”

日子一长，我成了师傅家的一员，融入了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到师傅家过礼拜天，似乎成了理所当然。

师傅的几个孩子还小，都正在长身体，师傅却给我和孩子们一样的待遇，仅有的一点肉食一定是在我和孩子们之间传递、分享着。师傅对我慈母般的善良和慈爱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给了我不同寻常的温暖和感动。

我在师傅身边工作了好像有两三年后的一天，师傅悄悄塞给我一封信，并告诉我一定要晚上看，然后把看后的意见告诉她。我惊悸不安，不知到底是什么事，师傅嘱咐了，也不好追问。那个晚上，我躲在被窝里，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那封信，天啦！真吓倒我了，是一位追求者的来信。他是谁？落款的名字很陌生，那一夜，辗转反侧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师傅自然问起了此事，我很是难为情。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除父亲和哥哥外的男性的来信，而且是这种信。虽然已值青春年华，但谈恋爱，没想过，也真不懂。对于同批参加工作较早谈对象的同事，还多少有些不屑。

从师傅那里知道，他是机关机务科的技术员，常下所指导有关技术方面的工作，我可能见过，但没留下什么印象。师傅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，并赞许有加。但当时我根本听不进，并以年龄尚小谢绝了师傅的好意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我错过了一段佳缘，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良苦用心。

一九七一年，由于单位分家，到了同一系统内的另一个单位工作，从此离开了师傅。我也渐渐适应了没有家的生活，却在忙碌中忽略了师傅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与师傅再联系。

直到后来，我又调到了市区机关工作，我和师傅中断了的联系终于接续上了。那时我也有了自己的家，师傅那份慈母般的关爱又开始延续了。

2003年5月，正是非典肆虐时期，若不是有紧急要命的病，大家一般都不愿去医院。而我，却在那个时候因胆结石的折磨，需要住院开刀。

师傅得知后，头一天就跑到我家，帮我料理、收拾、准备，第二天一大早又赶来，一定要陪我一起去医院。

在大坪三院住院期间，师傅排队为我交住院费、保证金，为我挑病房，还细心找来医生询问叮嘱。我刚离开一小会儿回来，床头柜上就堆满了面包、蛋糕等食品。原来，进院当天是没有伙食的，那是师傅为我准备的午餐。

她坚持开刀后再来照顾我，临走时还带走了医院的电话。我不知道除了亲人，还有谁能为自己做到这些。就是自己的母亲，也莫过如此吧。

我被失眠症困扰多年，师傅没少为我操心。到处打听偏方，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告诉我或买了亲自送来。一次，别人送她两瓶“脑白金”，当打开说明后一看对帮助睡眠有疗效，便立马打电话让我去拿回来。

一年又一年，时光飞逝如电。我也退休了，还想找点事做，师傅除了在各种报纸广告中为我留意招工信息外，还亲自把我推荐给有关人员。连我儿子要远行了，师傅送来了礼物并在扬子江饭店为他设宴送行。

师傅是我的良师，也是益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接受了师傅太多的关爱，感受到了太深的情意。

那一年，给师傅庆祝她的七十岁大寿，我才知道当年领导把我交给她当徒弟的时候，她还不到而立之年。生日宴那天，除了给师傅包上一份庆祝红包，我还刻意选了一首刘一桢的《孝敬父母》献给师傅，因为在我心里，她早就跟我父母一个样了。

九十年代时，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了电脑，但我的拼音不好，于是就苦学五笔输入法。师傅见了，很是新奇，也报名进了培训班，学习电脑操作。虽然她学得很辛苦，但也乐在其中，掌握了诸如下载音乐，QQ聊天等操作。

我和师傅都喜欢唱歌，师傅音色不错，但不太懂乐理知识，唱歌时常跑调，我就成了她的“乐理师傅”。她尤其喜欢郭兰英、王昆等老一辈歌唱家的民歌，我就常常陪着她，我们师徒一起放歌。

我们都不是那种只关心锅盘碗盏，油盐柴米的人，在家庭之外，我们关切着国家和社会。只要是我们试图在一起，就总有说不完的话，谈各自喜欢的歌手，也会讨论时事政治，要闻大事。

如今，师傅已是髦耋之年的。她坚持订阅《重庆日报》、《重庆时报》，并在老年大学的书法和美术班学习。她的书法作品和我的文字作品，一起被收入了总局的《晚霞红叶映三峡》一书里。

共同的心声，相同的志趣，把我们师徒连结得更紧更亲了。

今年的疫情期间，我们虽然暂停了脚步，但总是会记得彼此关怀问候。她好，我的心才安。

我常常想，自己何等幸运，在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她，我一辈子的师傅，与亲人。

师傅保重！如今也已年过七旬的我，盼着与你的情谊，延绵长久。

【作者简介】我住长江头：一个嫉恶如仇，爱憎分明的四零后，一个同情心泛滥，悲天悯人的不老妪。一枚园地耕耘者。

（本文编辑：安然以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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